地方酷儿运动，走向了何方？

本文根据 Mori 发表于韩国性少数者／酷儿研究学会的论文《地方酷儿运动，走向了何方？》编辑、翻译而成，探讨了在资源与关注高度集中于首尔的韩国社会中，地方性少数者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

• 汉语翻译：Van

• 汉语译文编辑与修正：-

• 韩语原文：Miguel

• 韩语原文编辑与修正：-

• Web/SNS 发布: Miguel

• 卡片新闻设计: 가리

世界各地的性少数者运动，往往面临着资源向少数中心城市集中的现象。无论是资金、人力，还是公共讨论空间，都容易汇聚到同一个地方。这种资源失衡进一步导致非中心地区被边缘化、人才不断流向中心城市，并使资源集中现象愈发加剧。然而，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有人扎根各地，持续思考地方性少数者运动的意义，并将这种思考付诸实践。

本文根据 Mori 投稿于韩国性少数者／酷儿研究学会2026年3月出版的第4期网络杂志《酷儿空间与地方》的文章《地方酷儿运动，走向了何方？》编辑、翻译而成，探讨在各类资源高度集中于首尔的韩国社会中，性少数者运动在地方开展所具有的意义。

为配合本项目的宗旨，本文对原文进行了部分编辑。完整韩文原文请点击此处查看。

【说明】 在被删减的内容中，原作者介绍了釜山酷儿文化平台“虹霓堂（홍예당）”开展的多项活动，并借此梳理地方酷儿运动的意义与现状。虹霓堂开展酷儿书店、小组活动、社会服务等多种地方项目，更多信息请参阅其官方网站（仅提供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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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酷儿运动面临着与首尔不同的现实条件 

从首尔的酷儿团体转到釜山开展活动后，我才逐渐看见一些过去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首都圈资源过度集中的现象，同样存在于酷儿运动之中。釜山虽然被称为“韩国第二大城市”，但只要不是首尔，在这一点上，它和其他地方中小城市并没有太大区别。首尔与地方的酷儿运动，在几个根本条件上存在明显差异。 

第一，地方几乎没有培养酷儿活动家的环境，即使有，也非常薄弱。首尔的酷儿运动当然也谈不上拥有一套经过系统设计的人才培养机制。但在首尔，人们可以参与不同酷儿团体的内部工作，也可以一起组织集会、宣传活动等对外项目，在实践中逐渐掌握相关议题的知识和具体工作方法。活动结束后，还能在聚会中与资深活动家和同伴交流，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络。此外，在首尔还可以参加各类座谈会和“性少数者人权论坛”等活动，很容易接触到不同酷儿议题的最新讨论。但在釜山，这些机会很难找到。这里没有能够让人学习和成长的组织，几乎没有酷儿集会，也找不到可以在活动结束后一起喝杯啤酒、聊聊困惑的资深活动家，更没有“性少数者人权论坛”。(...)在首尔，酷儿活动参与者可以在日常活动中自然成长为活动家；但在地方，这样的成长路径几乎不存在。

第二，在地方很难照搬首尔酷儿团体的活动方式。国会、青瓦台总统府、政党、媒体和公共讨论空间都集中在首尔。以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为例，很难想象地方活动家能够“主动主导”哪些工作。他们或许可以与在中央开展活动的“所有人的婚姻”团体合作，承担辅助性角色，但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必须探索一种不同于首尔的全新运动方式。此外，地方酷儿运动本就缺乏足够的运营能力，那些更强调议题意义、较少考虑参与体验和趣味性的倡议活动，很容易让活动人士陷入疲惫，甚至可能使当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运动基础重新回到原点。更现实的问题是，在地方本来就很难找到已经积累足够经验、能够独立开展议题工作的活动人士。 

第三，地方团体很难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不少地方酷儿团体甚至还没有发展到招募定期捐助者的阶段。即使已经开始接受定期捐助，真正会主动策划募款活动的团体也很少。大多数团体没有领取薪酬的全职工作人员，日常事务已经让人应接不暇，根本顾不上进行募款工作。 (...) 依靠捐款运作的民间团体，通常需要形成“开展活动—对外宣传—组织募款”的良性循环，才能逐渐扩大规模。也就是说，先认真做好活动，再把活动成果传播出去，通过宣传吸引捐助，进而获得开展更大规模活动所需的资金。但地方酷儿团体往往完全依靠无薪参与者维持，很难顾及整个循环。有些团体只顾着埋头做事，却没有余力做好宣传；也有些团体能够持续发布宣传内容，却没有附上定期捐助的方式。首尔的酷儿团体同样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但有没有哪怕一名领取薪酬的全职工作人员，带来的差别依然非常大。

地方酷儿运动真的有必要吗？ 

地方的酷儿运动工作者聚在一起时，常常会忍不住抱怨几句“那些首尔人”：“首尔的活动人士根本不关心地方酷儿运动”“只有办骄傲节的时候才会来地方”“明明只是来釜山团建，却以为自己做了地方项目”“疫情期间不是经常用 Zoom 办活动吗，疫情一结束就没下文了”……但这些话往往也只是抱怨几句，最后不了了之。大家都知道，首尔的活动人士同样在艰难的环境里承受着繁重的工作，因此也很难理直气壮地提出更多要求。那么，首尔的活动人士究竟怎么看待地方运动呢？这或许只是我的主观猜测，但我觉得，“首尔的活动人士不关心地方酷儿运动”这句话，恐怕也不完全是错的。至少我过去在首尔工作时，确实是这样想的。和在首尔负责的那些“重要”工作相比，地方酷儿运动总显得没那么的重要。再加上现实中的地理距离，我也觉得这并不是自己能够真正参与或改变的事情。每当有人提出，希望在地方也组织会员活动时，我首先想到的总是：“办当然是好事，可我现在已经太累了。”那感觉像是又多了一项责任，让人有压力；而那种无论如何都会产生的亏欠感，有时甚至也会让我觉得委屈。 

在釜山开展活动后，我也成了会抱怨“那些首尔人”的一员。但即便如此，很多时候，我仍然很难开口要求首尔的活动人士为地方运动投入更多资源。除了前面提到的——我知道他们同样分身乏术——更根本的原因是，就连我自己也无法对“为什么需要地方酷儿运动”给出一个清晰而有说服力的答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地方运动没有必要，或不够重要。可如果想打破现在这种双方只剩抱怨与亏欠感、讨论始终无法向前推进的僵局，就必须先形成一种共识：振兴地方运动和首尔那些“重要”的工作同样必要。这样，双方才能转向自发合作。问题在于，韩国酷儿运动的历史还很短，地方酷儿运动究竟能够发挥哪些重要作用，至今仍缺乏系统梳理。只有明确了它的作用，人们才能有所期待，也才会真正关注它。(...)

找到地方酷儿运动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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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要在地方开展酷儿运动，组织社群是最先要做的事。这既是出于现实考虑——初创团体通常没有领取薪酬的全职工作人员，只能依靠多人自愿参与来维持运作；也是因为只有不同背景、兴趣各异的人汇聚在一起，社群才会真正活跃起来。地方酷儿过去参与现有社群时，往往会感到一些遗憾。比如，有些社群没有共同关注的主题或内容，单纯以交友联谊为目的，参与后难免让人觉得空虚。如果能够针对这些问题，设计出更有内容、也更符合地方酷儿需求的社群活动，就有可能吸引许多一直在寻找“安全基地”的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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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提供支持服务方面，地方酷儿运动同样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像“性少数者父母会”这样围绕出柜议题开展互助小组的组织，以及支持性少数青少年的“青少年性少数者支援中心叮咚”，都十分迫切地需要把服务延伸到地方。只要当地有具备人力、场地和关系网络的团体，这些机构就能通过委托或合作，更顺利地启动地方项目。对地方团体来说，与中央层面的组织合作，也能补足当地在专业能力、项目经费、宣传效果和关系网络等方面的不足，对团体运营会有很大帮助。(...)

接下来，在地方层面可以开展的工作，还包括应对地方人权条例相关议题，以及针对地方酷儿文化节所遭遇的歧视性行政措施展开行动。这些问题只有在当地仍有活跃的酷儿运动时，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因此，地方运动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第四，在学术、生活、文化、艺术等领域，地方酷儿运动反而有可能掌握主动权，进一步扩大整个酷儿运动的社会基础。由于在地理上远离中央运动，地方运动有时也能摆脱现有运动所承担的责任与限制，获得更大的空间。中央层面的运动仅应对立法倡议、人权侵害事件等“直接”议题，就已经分身乏术；而地方酷儿运动则可以开展中央组织难以兼顾的“间接”工作。通过在学术、生活、文化、艺术等不同领域展现酷儿的存在，将运动延伸到现有组织难以触及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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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酷儿，也不能非得住在首尔吧 

也许有人很适合在首尔生活，但我不是。二十岁那年，我来到首尔，此后在那里住了十年。现在回想起来，那十年里，我似乎一直带着一种外来者的身份生活。从公交车窗望出去，尽是陌生的街区；空气里总有雾霾，天空每天都灰蒙蒙的；地铁里永远挤满了人。偶尔经过江南大路时，我总觉得道路两旁那些巨大的建筑格外怪异。汉江在我眼里，也不过像一条很宽的排水渠。有一次爬上仁王山，只觉得那里又脏又世俗。更何况，首尔连海都没有。至少对我来说，首尔并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可就因为我是酷儿，仿佛就理所当然地应该住在首尔，这件事多少让我有些生气。我想住在自己想住的地方，也希望那里有酷儿运动。它可以是一个让人学会自我肯定、彼此照顾的共同体，是酷儿最重要的社会安全网，也是打破习得性无助、重新探索人生可能性的起点。地方同样需要这样的酷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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